新三届丨钱江：​独具特色的77、78级大学生

新三届丨钱江：独具特色的77、78级大学生

Original 钱江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钱江，生于上海，曾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今巴彦淖尔市）乌兰布和农场插队6年，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1982年到北京《体育报》当记者，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此后任《人民日报》驻云南记者，并很快成为首席记者；1994年到1998年任人民日报华东分社新闻部主任；2000年任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主要负责人民日报地方新闻的报道和编辑；2006年11月调海外版任副总编辑。其间曾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做过一年高级访问学者。

原题

独具特色的七七、七八级大学生

——纪念1977年恢复高考

和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入学

作者：钱江

2018年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七七级和七八级两届大学生近70万人入学40周年。他们走进大学实际上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前奏曲。在从此开始的改革开放大潮中，这两届大学生发挥了中坚和栋梁作用，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和领军人物。1977年前恢复高考，中国高等教育重新进入正常化、正规化的发展轨道，培育一代代新人继往开来，任重道远。

历史的波涛卷过，逐渐水落石出，回顾恢复高考制度，人们更能够认识到恢复高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意义，以及七七、七八级大学生的独特性，他们是不可复制的大学生群体，已经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1版刊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头条消息宣布，不再实行10年“文革”中以“推荐批准制”为显著特点的招收“工农兵学员”进大学的方式，全国高校恢复入学考试制度。1版下方《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愿望》社论，是由人民日报记者穆扬执笔起草，编委会负责人修改、编辑，最后由邓小平审定发表的。消息和社论的内容，在前一天晚上由中央人民广博电台联播节目播出。

恢复高考的消息和人民日报社论，在全国范围引起巨大反响。它清楚地表明，“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前进的方向。

七七、七八级录取率的历史对比

1977年12月上旬和中旬，分别在全国各省市区举行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简称高考），是从1966年5月开始“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共有570万人报名参加，最终录取27.8万人，录取率接近4.9%。这27.8万人中，包括4万名各类大专班录取的学生。1977年高考创造了1952年新中国实行统一高考以来最低的录取率，也是中国有了现代大学教育之后的最低录取率。（国务院转教育部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978年6月6日，见杨学为编《高考文献1977-199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04页）

半年之后的1978年夏季高考中，有630万人报考，最终录取40 万人，录取率为6.6%。像七七、七八级大学生连续两届如此低的录取率为历史罕见。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大学录取率逐渐达到两位数并逐步升高。

七七和七八级学生共约68万人，在1978年同一年的春季和秋季入学，1982年同年毕业，按过去习惯称谓，同属1982届。但由于考试年份不同，为便于区分，从这年起，中国大学生通常称“级”而不称“届”。这是恢复高考在教育制度用词上的第一个明显变化。

高考是典型的“优才选拔考试”，低录取率表明选拔质量之高。

1977年高考汇集了从1966年停废高考，至1977年之间11年的高中和初中学生，加上一定数量的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极少数将于1978年毕业的优秀高中生提前报考，总共累积考生前后达13年。从理论上说，已在“文革”中“上山下乡”的1700万“知识青年”，都可能成为报考者。教育部曾有预估，认为报考人数可能达2000万人，如果实现计划招生21.5万人的话，录取率刚刚超过1%。

考虑到考生中大部分人在十年浩劫岁月里失去了学习机会或荒废了学业，为缩小考试规模节约考试成本，不少地区采取初试后再报名高考的办法，减少了考试参加者，最后实际参加高考人数为570万人。

对比历史数据更可以确定，七七、七八级考生脱颖而出殊为不易。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端于19世纪末，在20世纪上半叶逐渐发展。1928年，全国在校大学生为25198人（文科生73%，理科类学生27%）。到1930年，高校在校生上升为37566人（文科75%，理科25%）。（房列曙主编《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597页）

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当时全国有各类高等学校205所，在校学生11.7万人。（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79页）

1952年进行了全国高等院校院校调整，并从这年开始进行全国统一高考。1953年，全国有高等学校181所，当年8万多人报考大学，录取新生7.9万人，录取率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高的一年，意味着绝大多数报考者都能录取，因为这年全国高中应届毕业生总数只有5.6万人，还需要调配受教育程度不足者（他们通常被称为“调干生”）入学以满足招生计划。（见1953年9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做好组织全国高等学校新生入学的工作》）

1958至1960年，全国高等院校出现连续3年“跃进”，学校总数激增到1960年的1289所（其中1960年当年就新建365所高校，其中有许多条件很差），录取新生32.3万人，达到高值。（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95页）

次年（1961年）即行调整，高校缩减到800余所，清退1960年招收的不符合录取条件学生。录取新生16.23万人。

再看历年的高中毕业生高考录取率：1961年为45.43%，1962年27.5%，1963年33.42%。

随着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64-1965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高点。1964年全国考生共449366人，录取154245人，录取比率为34%；1965年全国考生有35万人，录取16.4万人，比率为46%。（高军峰，姚润田编著《新中国高考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95页、106页、115页、131页）

上图说明：1977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1版下半版刊登《就今年高等学校招生问题教育部负责答记者问》，公布了高考招生细则，否定“文革”中实行的“16字推荐批准制”。这是历史性的改变。

对比“文革”前的高考录取率，因恢复高考入学的七七和七八级学生选拔之优，人们普遍产生了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感觉，主要原因出于“文革”停废高考造成的考生积压。

恢复高考否定了出身等级制度

由于“文革”，1966—1969年之间，大学停止招生4年，切断了应届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的正常途径。从1968年秋季以后，以毕业和尚未毕业的中学生为主体的“上山下乡运动”取代了近现代世界普遍认同的大学教育，现代化建设所需人才不足，是造成国民经济发展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

1970年秋，北大、清华两校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4000多名。1971年起，大部分高校陆续重新招生，在否定文化考试的前提下，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招生方针。在“文革”中采取这种以“推荐加批准制”为核心方式进入大学的学生学制3年，称为“工农兵学员”。这一制度结束于1976年夏天，在这年8月明确宣布废止，历时7年间共有94万人成为“工农兵学员”。

在“文革”上大学经“推荐制”提名，通过政审决定录取，家庭出身是一个关键性因素，由于生源所在地行政领导掌握能否入学的最后决定权，学员的文化程度被普遍忽略，致使入学时拉关系“走后门”成风，出现了“打招呼”或行受贿普遍的腐败现象。

这是“文革”中“工农兵学员”以军事姿态进入大学的情景

这样的入学制度产生了两种最为明显的结果，一是通过“政审”形成并固化了严重的社会等级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等级歧视”制度。据此，首先是干部（包括军队的军官）子女、随后是家庭成分为“工农兵”的青年获得入学推荐，又因此得到批准。而在“文革”中确定的“九类人”，按等级低劣依次为“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分子），然后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再加上被蔑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这些家庭出生的青年人，只要上辈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就受株连，通常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此外，还有一种社会关系在“政审”中也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力，那就是“海外关系”。这是指接受政审的青年，如有直系亲属在海外（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生活，那么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也难以通过。

实际上，上述人群已是一个很大的数量。

1977年恢复高考，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自愿报名，并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选报几个学校和学科类别。这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出身等级制，在大学教育上为实现社会公平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邓小平果断决定当年恢复高考功在千秋

“文革”中“推荐批准制”上大学给高等院校教学带来的最严重问题，是严重破坏了教育需要持续不断、需要学生文化程度基本一致的基本规律。“工农兵学员”入学时的文化程度，要求“达到初中文化水平”。实际上则是从小学至高中参差不齐，具有高中毕业受教育程度的不到20%，普遍为初中文化程度，相当多的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这就人为造成了教育阶段断裂，大部分学生没有受过高中教育，给大学教育、特别是理工科教学带来极大困难，是可以想见的。

“上山下乡”运动和“推荐制”上大学，非但切断了优秀中学生正常升学的通道，而且影响了在校师生的教学和学习，使中学教育水平大大下降。正如1977年9月6日，邓小平就恢复高考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指出：“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

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结果完全印证了邓小平的判断，在七七和七八级大学生中，应届高中毕业生为数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文革”中“推荐制”上大学的做法严重破坏了教育连续性规律。在“文革”中的1971年，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纪要中提出了“两个估计”（指建国后17年，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本文作者注），严重挫伤了教师的从业积极性。

然而，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要否定“推荐制”上大学的做法，还是充满艰难的。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 教育部在山西太原晋祠宾馆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 会议在招生办法、文化程度要求、政审标准上出现争论，会后决定将在当年招收5%（大约1万名）高中应届毕业生，但对原有的“十六字推荐入学方针”没有改动。

1977年8月4-8日，恢复职务还不到一个月的邓小平在北京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畅所欲言。8月6日下午的座谈中，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对“文革”中大学招生制度进行批判，要求恢复高考。邓小平当场拍板：“文革”中的大学招生“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1977年8月4-8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当场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根据邓小平的要求，第二次全国招生会议于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召开。一年中召开两次全国高校招生会议，为新中国教育史上所仅见。

第二次全国招生会议整整持续44天，意见分歧很大，多数人依然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摆脱“两个估计”，不敢全面恢复通过统一文化考试来录取新生的高考制度。还有人激烈地反对恢复高考。参加会议的一位当事者回忆，有一个省的教育厅负责人说，恢复高考是违反工人农民利益的，如果恢复高考，就会“要了城市，丢了农村”，使大学生中的“工农成分降低了”。他还进而说，“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刘永强【参加会议时为广西高校招生办主任】《改革春雷第一声》，教育部考试中心编《难忘197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90页）

眼看招生会议就要结束，恢复招生的具体事务还议而不决，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记者穆杨挺身而出，写出内参《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指出“两个估计”是“文革”中极左思潮产物，危害极大。必须推翻这个纪要，才能搬掉挡在恢复高考面前的石头。

该文编印成1977年9月15日人民日报特628期《情况汇编》上送。

这就是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的人民日报628期内参，记者穆扬在采写中面对教育部负责人的不同意见，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担当

邓小平及时看到了这份内参，于9月19日找方毅副总理、教育部长刘西尧、副部长李琦、雍文涛谈话，严厉催促恢复高考，要求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邓小平否定教育部原拟的因袭过往的招生政审意见，明确地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招生主要抓两头，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卷，第66-69页）

邓小平说的“择优录取”，就是按照考试得分，高分优先录取。这个基本原则的确定，还顺带解决了此前两次招生会议上争执不休的问题，即今年要录取多少应届高中毕业生？第一次太原招生会议制定了5%的比例。8-9月的招生会议突破了这一点，10月，教育部向国务院提交的1977年高校招生意见中，将这个比例提高到20-30%，但有一个附加语：“以选优为原则，可高于或低于这个比例”。实际上，“择优录取”已在无形中排除了这个比例。从此在高考中再也没有了应届生比例一说。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1977年高校招生事务，同意当年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为标题，宣布当年恢复统一高校入学考试，同时发表了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这篇社论由穆扬起草初稿，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审改同意，最后由邓小平亲自审定。

1977年恢复高考的历史进程的演进，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精彩先声。

七七和七八大学生群体的不可复制性

1977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1版刊登教育部就大学招生答记者问明确：过去（实际上只是“文革”中）规定招生对象只需具有相当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现在恢复高考，被录取者要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

由此录取的七七、七八两级大学生，使中国的大学历经11年后，终于得到了文化程度整齐的大学生。在各自专长上和自学能力上，这两级大学生超过了往届高中毕业生，因为他们是在“文革”十年中坚持自学的青年。他们中间即使是没有上过高中的青年，也通过自学达到了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有些人的成绩极为优异。

七七级学生的优异高考成绩引起了教育部的特别关注。按原定计划，招收七七级学生21.5万人。完成招生计划后，国家计委、教育部于1978年2月28日联名发出电报，要求各地采取走读解决住宿等办法扩大招生。扩招工作要求在3月底结束，新生在4月入学。由此，77级扩招本科生2.3万人，加上办各类大专班招生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8万人，其中大学本科生录取率为4.1%。

77级大学生的年龄差异很大，报考年龄上限为30岁，一个班级中的学生年龄之差超过10岁，不同年龄间文化因子的交流变得更加丰富。

1977年12月，各个省市区先后举行了高等学校入学考试。这是考场情景

七七、七八两级大学生之所以成为优秀群体有多方面原因，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两条：其一是他们大多数人经历了“上山下乡”在农村或工厂、军队的长时间锻炼，社会阅历的丰富超过往届和后来。也就是说，他们在进入大学校园之前，已经上了一次“社会大学”。走进校园，两种“大学”叠加，丰富了他们的知识和认知能力。

其二，这两级大学生与之前和后来的“应试教育”毫不相干，他们是通过基础知识考试遴选进入大学的。七七级学生从1977年10月21日新闻媒体发布当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到12月上、中旬考试，短者40多天，长的也只有50来天，是在没有充分准备、完全生疏了考试的情况下参加高考的。他们通过自学获得的扎实基础知识通过高考得到了验证。七八级大学生的高考准备时间也只有半年左右，同样要以基础知识来应对。

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入学后的自觉、刻苦学习精神得到教师们的普遍赞扬。

出于这些原因，这两级大学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独特群体，人才辈出，他们确实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深深印迹，其中有许多教育学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1977年恢复高等学校入学统一考试，在中国大地上激起了强烈反响，“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响彻中华大地，深入人心。“文革”中蔑视知识、摧毁教育体系的做法被彻底摒弃，高等教育走上正轨。恢复高考实际上是和改革开放伟业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历史意义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仍然充满进取精神，令人神往。

2018年3月5日于北京

（作者注：本文原文发表于《党史博览》杂志2018年第8期，现增加图片，文字也有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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